在中心图书室查阅资料，偶然翻阅《自贡市卫生防疫站建站35周年资料汇编》，该书记录了82-87五年间论文，前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党政的重视和关怀下，预防为主的方针得到贯彻落实，改革开放给卫生防疫事业带来生机和活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光阴似箭，今非昔比，卫生防疫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翻阅几页后立即勾起对往时的回忆，让人感到欣慰和振奋。

　　疟疾是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人们称之为“打摆子”，七十年代我下乡的峨眉县是高发区，记得那时每年开春至深秋都有人犯病，当时高峰时农村一到收谷子时近三分之一在家隔三差五的闹病，我也不列外几乎每年经历这忽冷忽热发病时那种痛苦，那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深刻。从资料上反映看当时川南最高发病544.00/万，而单荣县最高发病年达18万人，年发病率高达37.47%，川西还更高些，这些数字现在看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当时的自贡和其它地区一样也属于疟疾高发区，早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的市防疫站文成国老师，人们亲切的称他“文摆子”，那个时期他可谓风靡一时，自贡的每一个卫生院医生都知道他的大名，在漆树、农团一带更是家喻户晓。那时我父亲就和他一起共事，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而我本人从事后勤工作，基本上每两个月就坐单位唯一一辆“炮车”(拉炮的货车)到重庆（那时属四川）拉疟疾药，每次几吨，也不知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服用。送药过程更是艰苦，走在崎岖不平颠簸的公路上坐车也是一种受罪，大热天没有空调汗水湿透衣服，灰尘铺满全身。我父亲和他的防疫工作同事们开展工作下公社只能提前一天乘坐公交车或坐火车到榆冲，长期居住在乡下一干就是十天，同当地防疫医生同吃同住同工作，吃大头菜或红苕蒸饭，菜很单调油荤很少，一星期打一到两次“牙祭”就是一种享受，每天白天走村串户，最怕的是农村野狗咬人，每到一个村院坝先用木棍把狗赶跑才进去。下雨天都穿筒靴艰难走田坎路，那大头泥覆盖整个脚面摔倒在田里是常事，防疫人员基本上争取一月回家一次，当时物资供应很溃乏，回家时，大家都会买些新鲜价廉的农家产品让一家人打哈“牙祭”。

　　为防治疟疾，他们当时创新了很多工作方法，如川南疟区域性联防，成立五县一市协作组，制定“联防公约”，推行四日八次疗法、服药后毒副反应对策、冬春季休止期治疗等；前辈们凭着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走乡串户摸清了全市343个疟疾防治点服药情况，细到用药每一瓶药批号和规格以及生产厂家登记，对防治进展了如指掌。那时的设备很简陋，携带的仪器就是显微镜，那时它可是宝贝呢，全靠它看疟原虫进行诊断。在乡村，防疫人员为了追踪一个病人，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在田间地头常常奔波，有时会走上半天。有一次我因工作需要到荣县出差住旅店，旅店登记台上一个水瓶一个杯一袋药，凡来住店的要先口服预防疟疾药后才能住宿，而且看你服下肚，象这样周密的防控措施当时可真正起到了很好的防治效果呢。前辈们十几年的艰苦努力，1987年我市各区县相继达到基本消除疟疾，1989年疟疾终于在自贡得以消灭。因此我们现在很难听到“疟疾”，而年轻人更没见过这个疾病了。

　　目前全市每年仅有极少数境外地输入性的疟疾病人，都立即得到了治疗，阻止了传播，而新药的开发也是更新替换，效果比以前好多了。为防止疟疾死灰复燃，国家非常重视疟疾的防控，安排专项经费继续进行人员培训和疾病的监测，配备先进检验设备，这都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和带来的收获。

　　抚今追昔，我看到了前辈们为疾控事业做出的奉献和努力，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对疾控事业的推动和发展，今天的疾控人正沿着前辈们走过的路，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留下的工作经验和奉献精神，在疾控事业新的征程上努力、创造和奋斗。